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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记者问

朱镕基答记者问

2011“书香羊城”10本好书之一

I S B N :9787010081618 作    者: 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  出 版 社: 人民 出版时间: 2014-09-01 版    次:初版 开    本:小16开 包    张: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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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记者问》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丰富、翔实。朱镕基同志通过答问,解疑释惑,有针对性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与世界各国经贸合作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生动地反映了党和国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历史进程。

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9月初出版。朱镕基同志担任总理前后,以其清廉、反腐、博学与亲民的个人魅力开展工作,赢得了无数国人的尊敬和爱戴。当面对危机的时候,更以大无畏的忘我精神展现出大国总理的风采,为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和理解。
《朱镕基答记者问》是国内面世的**部署名朱镕基的图书,收录了朱镕基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5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境外发表演讲和答问;出访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等等。其中朱镕基同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在境外发表演讲和答问的全文,是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表。本书的出版,必将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

《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收录了朱镕基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从时间跨度来说,从1993年至2003年长达10年之久。从内容上来说,全书分为“在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在境外的演讲和答问”、“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四大部分,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其中,朱镕基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在境外发表演讲和答问的全文,是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表。

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93年至2003年期间,党和国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中很多思想和观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说,《朱镕基答记者问》的内容是新的时代框架下的官民关系的一种生动体现。据悉,该书历时两年,经过二十余位编辑人员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整理而成,共60篇,约36万字,收入85幅照片。

《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推荐

  • 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93年至2003年期间,党和国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中很多思想和观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 《朱镕基答记者问》目录

    一、在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998年3月19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999年3月15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2000年3月15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2001年3月15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2002年3月15日)
    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
    (1993年5月6日)
    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
    (1994年1月15日)
    接受保加利亚《言论报》记者采访
    (1995年11月9日)
    接受乌拉圭《观察家报》记者沙东采访
    (1996年2月3 日)
    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
    (1999年4月2日)
    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董事长兼发行人帕金森采访
    (1999年4月2日)
    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1999年4月8日)
    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记者莱雷尔采访
    (1999年4月9日)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
    (1999年4月13日)
    接受西班牙埃菲社社长贡萨洛采访
    (2000年6月21日)
    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
    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
    (2000年9月21日)
    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采访
    (2000年9月21日)
    接受日本记者代表联合采访
    (2000年10月8日)
    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
    (2000年10月14日)
    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2000年10月16日)
    接受哈萨克通讯社记者采访
    (2001年8月30日)
    接受爱尔兰《爱尔兰时报》记者唐纳荷采访
    (2001年8月30日)
    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记者巴盖采访
    (2001年9月6日)
    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
    (2001年10月22日)
    接受俄罗斯俄通社一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基里洛夫采访
    (2002年8月21日)
    三、在境外的演讲和答问
    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7年9月22日)
    在美国七团体晚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4月9日)
    在美国中部委员会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4月12日)
    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4月13日)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4月14日)
    在菲律宾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11月27 日)
    在“新加坡讲座”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11月30日)
    在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的演讲和答问
    (2000年7月6日)
    在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与比利时雇主协会酒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0年7月11日)
    在巴基斯坦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1年5月12日)
    在爱尔兰工商界早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1年9月4日)
    在俄罗斯工商科技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1年9月10日)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2年4月19日)
    在埃及开罗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2年4月21日)
    在法国工商界欢迎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2年9月27日)
    四、接受香港记者境外随行采访
    在英国谈中英关系等问题
    (1998年3月31日至4月1日)
    在美国谈同顾毓先生见面的情况
    (1999年4月9日)
    在新加坡谈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1999年12月1日)
    在比利时谈中欧合作和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
    (2000年7月10日至12日)
    在日本谈中日合作等问题
    (2000年10月16日)
    在韩国谈打击国际犯罪和金融危机等问题
    (2000年10月18日至22日)
    在新加坡谈“10+3”、“10+1”和中国证券市场等问题
    (2000年11月23日至25日)
    在斯里兰卡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
    (2001年5月18日)
    在泰国谈亚洲经济和中国西部大开发等问题
    (2001年5月19日至21日)
    在爱尔兰谈中国经济等问题
    (2001年9月3日至4日)
    在文莱谈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等问题
    (2001年11月4日至6日)
    在孟加拉国谈中孟合作等问题
    (2002年1月11日至12日)
    在印度谈中印关系等问题
    (2002年1月14日至18日)
    在土耳其谈中土经贸关系等问题
    (2002年4月15日至18日)
    在埃及谈中国经济形势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等问题
    (2002年4月20日至22日)
    在肯尼亚谈中肯合作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2002年4月24日至26日)
    在南非谈可持续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
    (2002年8月31日至9月6日)
    在丹麦谈亚欧领导人会议等问题
    (2002年9月23日至25日)
    在法国谈吸引海外人才等问题
    (2002年9月28日)
    在束埔寨谈建设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等问题
    (2002年11月2日至3日) 一、在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998年3月19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999年3月15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2000年3月15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2001年3月15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2002年3月15日)
    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
    (1993年5月6日)
    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
    (1994年1月15日)
    接受保加利亚《言论报》记者采访
    (1995年11月9日)
    接受乌拉圭《观察家报》记者沙东采访
    (1996年2月3 日)
    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
    (1999年4月2日)
    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董事长兼发行人帕金森采访
    (1999年4月2日)
    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1999年4月8日)
    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记者莱雷尔采访
    (1999年4月9日)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
    (1999年4月13日)
    接受西班牙埃菲社社长贡萨洛采访
    (2000年6月21日)
    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
    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
    (2000年9月21日)
    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采访
    (2000年9月21日)
    接受日本记者代表联合采访
    (2000年10月8日)
    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
    (2000年10月14日)
    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2000年10月16日)
    接受哈萨克通讯社记者采访
    (2001年8月30日)
    接受爱尔兰《爱尔兰时报》记者唐纳荷采访
    (2001年8月30日)
    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记者巴盖采访
    (2001年9月6日)
    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
    (2001年10月22日)
    接受俄罗斯俄通社一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基里洛夫采访
    (2002年8月21日)
    三、在境外的演讲和答问
    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7年9月22日)
    在美国七团体晚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4月9日)
    在美国中部委员会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4月12日)
    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4月13日)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4月14日)
    在菲律宾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11月27 日)
    在“新加坡讲座”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11月30日)
    在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的演讲和答问
    (2000年7月6日)
    在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与比利时雇主协会酒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0年7月11日)
    在巴基斯坦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1年5月12日)
    在爱尔兰工商界早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1年9月4日)
    在俄罗斯工商科技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1年9月10日)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2年4月19日)
    在埃及开罗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2年4月21日)
    在法国工商界欢迎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2002年9月27日)
    四、接受香港记者境外随行采访
    在英国谈中英关系等问题
    (1998年3月31日至4月1日)
    在美国谈同顾毓先生见面的情况
    (1999年4月9日)
    在新加坡谈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1999年12月1日)
    在比利时谈中欧合作和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
    (2000年7月10日至12日)
    在日本谈中日合作等问题
    (2000年10月16日)
    在韩国谈打击国际犯罪和金融危机等问题
    (2000年10月18日至22日)
    在新加坡谈“10+3”、“10+1”和中国证券市场等问题
    (2000年11月23日至25日)
    在斯里兰卡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
    (2001年5月18日)
    在泰国谈亚洲经济和中国西部大开发等问题
    (2001年5月19日至21日)
    在爱尔兰谈中国经济等问题
    (2001年9月3日至4日)
    在文莱谈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等问题
    (2001年11月4日至6日)
    在孟加拉国谈中孟合作等问题
    (2002年1月11日至12日)
    在印度谈中印关系等问题
    (2002年1月14日至18日)
    在土耳其谈中土经贸关系等问题
    (2002年4月15日至18日)
    在埃及谈中国经济形势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等问题
    (2002年4月20日至22日)
    在肯尼亚谈中肯合作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2002年4月24日至26日)
    在南非谈可持续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
    (2002年8月31日至9月6日)
    在丹麦谈亚欧领导人会议等问题
    (2002年9月23日至25日)
    在法国谈吸引海外人才等问题
    (2002年9月28日)
    在束埔寨谈建设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等问题
    (2002年11月2日至3日)

    《朱镕基答记者问》试阅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和答问(1999年4月14日)

    校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衷心地感谢校长先生邀请我到MIT(麻省理工学院)来,使我能够有机会会见这么多有学问的教授和学者,包括来自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友。昨天在纽约,我的好朋友达克特克森杰告诉我:“你是第二个有勇气到MIT去作演讲的国家领导人。”我确实没有这个勇气,特别是要作学术演讲。我194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清华被称为“中国的MIT”,我所学习的教科书大部分都是从MIT来的,我当时就憧憬有一天能够到MIT来学习,而且拿一个学位。但是,如果我要得到一个学位的话,一定要经过学习、考试、答辩。但是我70岁了,已经做不到了,看样子我这一辈子也拿不到你们的学位了。

    中美两国目前的贸易逆差,并不是单纯有利于中国,也大大地有利于美国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风风雨雨的历史,但是,我想中美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既是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一致的政策,也是中国三代领导人所一贯坚持的政策。今天,当中美关系出现某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就中美关系的问题给美国人民消一消气。怎么叫做消气呢?就是我要来说明真相,说明事实,取得双方的共识。

    在中美关系方面,很多问题,在我访问美国的中间,我已经讲了多次了,比方说人权问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达赖喇嘛、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科索沃问题等等,我想你们都听厌了,我不准备再在这里讲这些问题。我讲一个你们关心的问题,就是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是美国各界人士都关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当然,这跟你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各位教授们比起来,那是班门弄斧。但是,我想说明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中美贸易逆差是被大大地夸大了。根据美国方面的数字,中美贸易逆差是569亿美元,而中国方面的数字是211亿美元,非常大的差距。我不想评论哪一个数字更加准确,你们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刘遵义,他做了很深入的研究,认为这两个数字都是不准确的。其原因就是,这些数字在计算进口的时候包括了运费和保险费,而在计算出口的时候没有包括这些;同时,也没有考虑到中美贸易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的,在香港的附加值、增值是达到很高程度的;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对中国的走私。根据这些因素,把它加以修正以后,按照这位教授的估计,中美贸易的逆差是365亿美元。由于美国还有大量向中国的服务性出口,单讲货物进出口逆差只有350亿美元。我现在不去评论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但是我很尊重这位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根据。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中美贸易逆差看得太严重了。老实说,美国的全部贸易逆差去年只有1690亿美元,加上其他方面,总的逆差不超过200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你们国内生产总值的2%多一点点。在其他国家,这是很平常的,加拿大多年以来的贸易逆差就超过2%。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第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消费品或者是资源性的产品。这些产品在15年以前你们就停止生产了,因此这种进口跟你们美国的产业是没有竞争的,是有利于你们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是有利于你们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这使你们变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些消费性的产品在美国是找不到人来生产的,如果你们停止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或者从别的国家来进口这些产品的话,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要为此多付出200亿美元。这个数字我是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提供的数据来推算的。1998年,如果不从中国进口这些消费品,而从别的国家进口的话,你们在座的诸位都要从口袋里多拿些钱出来,也许通货膨胀就会比现在要高一点了。

    第三,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绝大部分,可以说70%以上是加工贸易。什么叫“加工贸易”呢?就是外国投资的企业包括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内地设厂去加工和装配从外国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出口到美国来。这些原材料、零部件的进口,主要是来自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在中国内地的增值部分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中国内地向美国的出口,实际上是我上面讲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向美国出口的转移。以前,你们这些消费品都是从我刚才列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但是它们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现在它们已经不生产这些东西了,因此,它们把原材料、零部件转移到中国内地,用内地的劳动力生产出产品,然后再出口到美国来。所以,你们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但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加起来都是一样的。我在1987年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就作过调查。我调查了出口到美国的运动鞋,“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等这些名牌鞋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来。因为这些工厂大多设在中国沿海的福建省,我在福建省做了调查。当时每双运动鞋的出厂价20美元,在美国的零售价120美元。这20美元给中国工人留下的就是2美元,但是它可以养活两个工人———我是拿全年来讲。其他的原材料,有的是日本来的,有的是美国来的。其中主要的气垫就值2美元,是从美国来的,这也许是个专利。所以很清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你们美国不会去生产,从别的国家买是很贵的,只能够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对美国人民是有好处的,对我们中国也有好处,因为我们一些劳动力可以得到就业。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价值都是别的国家或地区对美国出口的价值的转移。我很赞成你们MIT一位有名的教授叫做保罗·克鲁格曼先生的观点,他的文章很有见解,我经常看。保罗·克鲁格曼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来,中国这是双顺差,在经常项目是顺差,在资本项目我们也是顺差。我们146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大半,绝大部分是买了美国的国债。这种双顺差是中国经济的弱点,我同意他这个观点。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

    我以上这三个论点旨在说明,中美两国目前的贸易逆差,并不是单纯有利于中国,也大大地有利于美国。当然,我不是说不要改善这个贸易平衡,中国将尽其所能地来改善中美贸易的平衡。

    中国不是美国潜在的对手,更不是你们的敌人,而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我预言,目前美国上下怒气冲冲地谈论的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也许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在中国也要谈论一番了,不过那个时候很可能中国是逆差,我们也要怒气冲冲。

    我补充一句,我是讲我们的人民将要怒气冲冲,我是不会怒气冲冲的。因为,我认为只要能够引进技术,改善我们的管理,这种贸易逆差将是一种“愉快的负担”,从长期来说对中国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这不完全决定于中国,目前首先是要美国方面真正做到它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得太严了。因此,我觉得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它的战略的重要性。中国不是你们潜在的对手,更不是你们的敌人,而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中日两国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2000年10月14日)

    筑紫哲也(TBS新闻节目主持人):今天出席我们对话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邻国的朱镕基总理。这样的节目在两年前第一次尝试,出席嘉宾是美国的克林顿总统。这回是第二次。首先请总理讲话。

    朱镕基:我应邀访问日本的背景是,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了日本,同已故的小渊惠三首相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确定了中日两国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从那个时候以来,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流是非常好的,但是也不是说没有问题。在日本国内,有一些对中国的疑虑、担心,甚至于认为中国构成了对日本的“威胁”。同时在中国,觉得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安全问题等方面,日本有一些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日本,希望能够做一些增信释疑、推动合作的工作。当然,这种工作不仅是两国政府的事情,而且需要两国人民的直接对话。所以,我非常珍视今天晚上和日本人民的直接对话。我想,中日双方都很重视这次对话。不久前,日本执政三党的干事长访问中国。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向我提出忠告:“届时你无论如何要保持满脸笑容,越是对你提尖锐的问题,你越是要笑。”这对我来说有点难度。我平常讲话的时候,表情都是比较严肃的。今天我要努力去做,尽量保持笑容。希望朋友们不要觉得我笑得太勉强,更不要觉得我笑得太可怕。请多多关照。

    “为什么中国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小孩?会不会寂寞?”

    筑紫哲也:按节目的惯例,请朱镕基总理先简洁地回答几个简短的问题。下面是来自因特网和传真的问题。

    (画外音:千叶县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问:“我们班只有20名同学,但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不太容易,请问中国是怎样把近13亿人团结在一起的?”)

    朱镕基:我想,第一种方式就是法制的方式,中国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反映民意,监督政府;第二是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8个民主党派,它们联系不同的阶层,经常反映来自民间的意见,也起到了监督政府的作用;第三,还有舆论的作用。我想,中国的舆论,特别是中国的电视台在反映民意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要进一步反映民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筑紫哲也: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问:“为什么中国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小孩?会不会寂寞?”

    朱镕基:中国鼓励每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但是在农村,这个限制是比较宽的;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他们生养孩子是不受限制的。在城市里面,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我是有体会的。我只有一个外孙女,13岁,我觉得她确实感到很寂寞。可是我们也要想,如果一个12.5亿人口的国家再无限制地生下去的话,那全球不都是中国人了吗?

    筑紫哲也:听说朱总理只怕劳安,她什么地方可怕?

    朱镕基:我根本不觉得她可怕,我觉得她可爱。

    筑紫哲也:假如劳安不在演播厅,你是否会做同样的回答?

    朱镕基:当然,表里如一嘛。

    筑紫哲也:演播厅现场有100人,大阪分会场也有20人,欢迎提任何问题。

    一位年轻男子:总理讲到自己的脸可怕,过去是否有吃过亏的地方?

    朱镕基:我吃了很多亏。我的一生中经受过很多的挫折,你很难想象。

    一位年轻女士:我喜欢京剧,正在学习。听说朱总理也喜欢京剧,你喜欢京剧里的什么角色?

    朱镕基:我很高兴你和我有同样的爱好,我喜欢京剧里面所有的行当,但是我自己是学着唱“须生”。同时,我也喜欢拉胡琴。什么时候你去北京,我可以给你伴奏。

    “中国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

    筑紫哲也: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并非没有问题,现在讲中日关系。

    佐古忠彦(TBS主持人):TBS最近关于“中国如何看日本”和“日本如何看中国”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最先想到的中国人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中国人最先想到的日本人是山口百惠、东条英机、田中角荣。在问到相互的好感时,中国有48%的人对日本没有好感,日本对中国没有好感的人只有9%。

    朱镕基:当然,民意调查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反映了一些人的意愿,但也不一定是很准确的,关键在于你所选择的对象。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又是从不同的角度,比方说对山口百惠,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她演的电影、电视剧在中国非常受欢迎;至于东条英机,当然我们中国人不能够忘记战争所带来的伤害;那么田中先生对于中日的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人民确实不会忘记他。总之,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管过去发生了哪些令人遗憾的事情,或者令人悲痛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为中日两国人民今后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尽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一位女学生:我叫大泽,正在学习汉语。想到历史问题,有一个中国朋友说过,中国人要努力忘记历史,日本人要努力不忘记历史。你对此有何看法?

    朱镕基: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大家应该正视历史,当然也应该面向未来。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错误的重犯,这对中日两国人民尤其重要。对于当前出现的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要隐瞒或者是淡化,甚至于篡改历史的倾向,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没有一点好处,不能够使人民从历史里吸取教训,来更好地创造未来。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提醒,这些提醒绝对不是要伤害某国人民的感情,而是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地吸取历史的教训,使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筑紫哲也:我们为这个节目从全国搜集意见,包括历史问题。一个51岁男子对过去战争中的残酷有赎罪感,但中国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

    朱镕基:我这一次就没有要求日本人民道歉。我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日本的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你认为自己踩了‘地雷阵’吗?”

    筑紫哲也:总理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被人威胁。据说,你有过四次险遭暗杀的经历,祖先的坟墓也被炸了。你自己也说过走在“地雷阵”上,听说还准备了棺材,是吗?

    朱镕基:关于我有种种传闻,或者说传奇。我知道目前为止,至少有11本关于我的书,我没有时间去看。它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这些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值得一谈。

    筑紫哲也:你认为自己踩了“地雷阵”吗?

    朱镕基:我在就任总理的时候,曾在记者招待会上面讲过这样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我没有说我已经踩在“地雷”上,没有。这是表示一种决心。

    一位女大学生:我正在学中文,听说中国人都喜欢唱歌。总理最喜欢什么歌?能不能唱一段?

    朱镕基:我最喜欢的是中国的国歌。如果我现在要唱的话,你们都得起立,我想我还是不唱了。

    筑紫哲也:听说总理是一位京胡名家。这是京胡,你也会拉?

    朱镕基:略知一二。

    筑紫哲也:可以表演吗?

    朱镕基:我如果要拉的话,那一位女士就应该唱。我想,如果你们不喜欢京剧的话,你听我拉胡琴一定觉得很难听的,好像杀猪一样。但是应你们的要求,我就献丑了。

    (朱镕基总理现场拉了一段京剧的过门儿,全场鼓掌———编者注)

    筑紫哲也:今天本没有计划让总理表演京胡,十分高兴。已经超过了一些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是,和市民对话与和官员对话有什么不同?

    朱镕基:这是两种不同的对话。比方说跟政府官员的对话是唱京剧,那么和市民的对话就是演歌舞伎,我很难说哪个更有趣,但是我很愿意跟日本人民直接地接触和对话。我很感谢今天诸位对我非常礼貌,非常客气,谢谢大家。


    “我们要民主,我们也要法制”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1999年4月13日)

    伍德拉夫:朱总理,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你访问美国之前,你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但脾气不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次就世贸组织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你现在是不是想发脾气?

    朱镕基:我在美国不但没有发脾气,而且还始终保持着笑脸。我不认为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会谈是不成功的。克林顿总统和我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在声明中,美国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认为我们的工作现在处于最后阶段,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达成协议。

    伍德拉夫:克林顿总统谈到同中国保持接触的重要性。你是否认为两国保持接触是重要的?

    朱镕基:你说的“接触”,我们称之为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我认为,同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是贵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一贯政策。我感到,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不仅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从中方来说,如果我们回头看,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先生和现在的江泽民主席,三代领导人都支持这一政策。所以,我认为你们所说的“接触”是正确的途径;所谓的“遏制”,甚至某些人所称的“软遏制”,是错误的途径。

    “当经济上更强大以后,中国能否容忍更多的不同政见?”

    伍德拉夫:大家也都知道,美中在具体问题上会有分歧。这些具体问题之一当然是人权。总理先生,你认为当经济上更强大以后,中国能否容忍更多的不同政见?

    朱镕基:就人权来说,常常是中美双方在有共同的概念的同时,在如何实施上有分歧,因为归根结底,各国的情况不同;而且我认为,中国正在不断地改善人权状况。但同时,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我们必须继续在这个方面改进。所以,我们愿意听取外国朋友的意见。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有着2000年传统观念的负担,这影响着我们人民的思想。而且,我们人民的教育水平是不能同美国相比的。

    近来,中国全国人大修改了我们的宪法,增加了一项修正案,要依法治国。这表明中国想建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但这不是容易办成的事情。我们缺少大量合格的人才。目前,我们非常缺乏法官和律师。你们美国有这么多律师,我们却很少。

    伍德拉夫:我们派一些人给你们。

    朱镕基:我们正在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但这需要时间,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培养出来。所以,当你们表示对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关切时,要知道,在希望改善人权状况方面,我们比你们要着急得多。经济改革肯定要带来政治改革,你应该看到我们已经在进行一些政治改革了,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宪法修正案,它正指导我们依法治国。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当然,一个大前提是,不能做任何损害公共财物和公共利益的事情。我们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承认,我们在人权领域有不足;但同时我们也要说,中国人民正在享受历史上最好的人权。

    伍德拉夫:有个问题是关于你自己的经历。你曾两次被下放,我知道你在养猪场干了很多年,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你的经历是否告诉你,中国不怕不同政见?

    朱镕基:我不认为我个人经历的细节值得在这里讨论,但我认为,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我们的领导人都有类似的个人经历。我们年轻时都为民主而斗争,为我们国家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而斗争。不可想象,我们这些毕生为改善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而斗争的人会去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我们只能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

    “60年之后,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伍德拉夫:提个关于贵国的问题。你希望中国发展成什么样子?你认为40年、50年、60年之后,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你看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会如何发展?

    朱镕基:我认为,再过四五十年甚至60年以后,中国将会发展起来。但即便在那时,中国也不会超过美国,更不可能对美国构成什么威胁。中国只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很可能是美国的大市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继续下去,但我们仍将保持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体制将继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使我们避免经济危机。当然,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你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

    伍德拉夫:永远是社会主义?

    朱镕基:永远是,但我说的社会主义带有中国特色。

    伍德拉夫:中国对民主有什么害怕的吗?

    朱镕基:我为民主奋斗了一辈子,因此,我觉得民主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民主,我们也要法制,所以,在要求民主时不能违法。民主与法制应该同时发展。

    伍德拉夫:我还没有问你此次访问中你最喜欢哪个城市,以免在它们之间引起竞争。

    朱镕基:我喜欢所有的城市。

    伍德拉夫:你说话很像一位外交家。谢谢。

    朱镕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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